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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种新方法，可在体内直接生成具有靶向识别和杀伤肿瘤能力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为癌症免疫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卡罗琳医学院近日发布公报说，CAR-T疗法是一种主要用于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前沿免疫疗法，其原理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对患者的免疫T细胞进行改造，使其能够更有效识别并攻击肿瘤细胞。传统CAR-T疗法通常需要先从患者体内提取T细胞，在实验室完成改造和扩增后再回输至患者体内，整个过程往往需要数周，且技术复杂、成本较高，限制了其进一步推广应用。

卡罗琳医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等机构研究人员合作，尝试用一种更简化的方式完成该过程。他们设计了一套包含两种微粒的递送系统，可将基因编辑工具以及用于识别肿瘤的遗传信息直接输送给血液中的T细胞，从而使T细胞在体内完成“重新编程”。其中一种微粒借助可识别T细胞的抗体，实现对T细胞的定向递送；另一种则携带指导细胞识别肿瘤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序列。

研究人员随后在具有人源化免疫系统的小鼠模型中测试了该方法。这些小鼠分别患有急性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等类型的癌症。结果显示，仅需一次注射，几乎所有实验鼠体内可检测到的癌症都在两周内被清除。在某些器官中，经过重新编程的T细胞占免疫细胞总数的比例可高达40%。

研究人员表示，在利用CAR-T疗法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时，获得长期疗效一直较为困难，因此这项研究成果特别令人鼓舞。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体内生成的这些细胞表现实际上优于实验室制备的细胞，其原因可能是T细胞在被提取并进行体外培养后，会失去部分细胞干性和增殖能力，在体内重新编程则避免了这一问题。

相关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将利用患者样本继续推进相关研究，并为开展临床试验做准备。（新华社）

财联社3月30日讯（记者郭松峤）2026年3月30日19时00分，中科宇航力箭二号遥一运载火箭·国际纺都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新征程01卫星、新征程02卫星和天视卫星01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财联社记者第一时间采访力箭二号总指挥杨浩亮，他对记者表示，力箭二号运载火箭首飞即服务国家重大航天工程，本身就是我国新一代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信号。

“这是中国在空间货物运输能力布局上，不再局限于单一型号、单一路径，而是开始形成由多型运载工具共同支撑、相互备份、灵活调配的体系化格局。”杨浩亮谈到。

“目前力箭二号不回收状态下的单位成本已与SpaceX猎鹰九号回收状态下的成本基本持平”

发射成功目标背后，是力箭二号从设计源头开始的技术路径选择。

力箭二号作为我国首款“通用助推器核心”（Common Booster Core, CBC）构型的运载火箭，该款火箭通用芯级直径3.35米，首飞状态整流罩直径4.2米，总长53米，起飞重量625吨，起飞推力753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8吨，200公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2吨，具有运载能力大、固有可靠性高、可制造性强、操作简洁便利、拓展空间强、可重复使用等优势。

力箭二号副总师廉洁对财联社记者介绍，力箭二号采用了通用化、组合化、模块化设计，火箭可灵活拓展0/2/4捆绑模式，覆盖2至20吨运力区间。通过模块共用大幅降低了研发费用。

据力箭二号副总师张延瑞透露，力箭二号核心贮箱摒弃了高成本的网格加筋结构，改用平板铣壁板的光筒结构。这一工艺转变让生产综合效率提升了40%，制造成本显著下降。

力箭二号总指挥杨浩亮对记者测算，目前力箭二号不回收状态下的单位成本已与SpaceX猎鹰九号回收状态下的成本基本持平。

“未来实现集束式回收后，成本有望下探至SpaceX的一半。” 杨浩亮表示。

打造火箭“出厂即发射”的高效模式

长期以来，产能不足是掣肘商业航天估值逻辑的核心痛点。而支撑力箭二号运载火箭批量化生产的“基建支点”是位于绍兴柯桥超级工厂，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

财联社记者此前调研了解到，中科宇航位于绍兴柯桥的力箭二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超级工厂即将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主要用于结构舱段产品检测与生产、液体火箭总装测试等。该工厂具备年产12发液体火箭的批量化生产能力，为火箭规模化生产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该工厂意味着中科宇航具备了“月更”级别的交付能力，能够支撑大规模星座组网的密集发射需求。

此外，“一站式便捷发射体系”为力箭二号运载火箭未来实现高密度发射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建设的国内首个固体与液体火箭共用、星箭兼用的综合厂房，实现了火箭“出厂即发射”的高效模式，极大缩减了火箭总装与测发的周期和成本。

一位资深航天产业分析师对记者分析，这标志着航天制造已初步形成向‘标准化、规模化的工业模式’转型的能力。航天研发投入极高，在“科研试制阶段”，单枚火箭需背负巨额的研制摊销成本。而进入批量化生产后，随着产量的增加，单枚火箭所承载的固定成本（折旧、摊销费用）将被大幅稀释。

“从某种意义上说，力箭二号不仅是在发射卫星，更是在输出一种高效的‘工业能力’。” 该分析师补充道，这种向现代工业制造模式的跃迁，才是国家支持和发展商业航天的真正目标。

“大运力”“低成本”优势将直接转化为企业未来的生存空间

此次首飞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标志着民商火箭已正式进入国家级天地货物运输体系的供应名单。

力箭二号总指挥杨浩亮指出，此次成功验证了多型号协同、多路径保障的体系韧性。这意味着，我国空间货物运输正在从依赖单一手段，转向多型号备份、市场化机制引入的新阶段。对于中科宇航而言，这种“国家需求牵引”带来的长期订单预期，为其财务稳健性提供了坚实的防御边界。

而在增量市场，“大运力”“低成本”已成为当前空天领域的“稀缺硬通货”。

目前，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已步入大规模爆发的前夜。“在卫星星座组网的‘排产’周期中，运力是最大的变量。”投行人士分析称，目前商业航天面临严重的运力缺口，谁拥有大运力、高频次的发射能力，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力箭二号高达12吨的近地轨道运力，精准卡位了大规模组网的“黄金区间”，这种优势将直接转化为企业未来的生存空间。

叠加上面级，力箭二号具备多样拓展能力

首飞成功只是开始，力箭二号的后续能力拓展已经在路上。

廉洁对财联社记者透露，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液体上面级力巡一号具备多星多轨道部署能力，能够大幅扩展力箭二号系列火箭轨道覆盖能力，实现碳星、GTO、LTO等中高轨任务。

“与国内外小型上面级相比，力巡一号上面级推力达到国际主流水平，与微风、弗雷盖特上面级相当，力箭二号和力箭二号重型配合上面级使用，可覆盖绝大部分通信卫星的发射需求，同时支持国家探月、深空探测工程，探索上面级租赁模式，实现上面级与卫星组合，搭载不同基础级火箭。”廉洁称。

界面新闻记者 | 徐美慧
界面新闻编辑 | 文姝琪

3月30日，智元机器人宣布第1万台通用具身机器人远征A3在上海正式下线。

智元机器人联合创始人、总裁兼CTO彭志辉在接受界面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下线1万台，意味着智元的本体制造能力，已经完成了从最早的“手工作坊”到工业级标准的整体跃升。

2025年1月到2025年12月，智元实现了从1000到5000台的量产跨越；从5000台到现在量产1万台，智元用了三个多月时间。

数字翻倍的背后，也将整个行业拉入了一个现实的商业考题：当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样机走向万台规模时，行业的发展方向究竟该走向何方？各大厂商是否已经进入一场拼数字的“量产竞赛”？

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正处于资本和预期的高位。

据开源证券研报分析，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正跨越“1到10”的拐点，走向“10到100”的大规模量产落地阶段，核心是量产与订单。摩根士丹利将我国2026年人形机器人的销量预测从1.4万台上调至2.8万台，并预计我国2030年的人形机器人销量将达到26.2万台，2035年达到260万台。

市场热度的不断攀升，不可避免地在业内引发了关于行业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论。

对于是否存在行业泡沫，智元机器人合伙人、高级副总裁、通用业务部总裁王闯并未回避这一问题，他把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轨迹与电动汽车和智能驾驶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任何技术在早期发展时看着都很慢，电动汽车和智能驾驶真正发生渗透率快速提升也是在最近两三年。

“人形机器人的系统复杂度更高，远征A3内部应用了诸多新材料、新传感器，主控算力也进行了大幅提升，第一批刚刚下线，内部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王闯说，相比于盲目推高预期，现阶段的核心是做好产品，并在力所能及的场景中率先用起来。

在资本与市场的高预期下，国内外多家企业近期接连公布了明确的产能规划与时间表。

据《科创板日报》，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表示，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预计将达到数万台规模，宇树科技的目标出货量在1至2万台左右。

松延动力创始人、董事长姜哲源此前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其将“万台交付”视为今年松延动力发展的核心门槛与目标。他还预判，具身智能赛道在2026年将迎来马太效应的加剧，行业也将步入持续交卷的阶段。

海外方面，3月25日，特斯拉公布了Optimus相关细节。马斯克表示，Optimus3有望在今年夏季启动生产，并有望在2027年实现大规模量产。

图片来源：智元

面对国内外厂商相继抛出的产能规划，是否意味着行业进入了一场量产竞赛？

王闯表示，智元并不是在做量产竞赛，如果仅仅为了冲刺数字，现有的产能远不止于此。“厂商真正应该看重的是机器人能否在真实场景中满足客户的可持续需求，只有当客户愿意批量化复制和推广时，产能数字才有意义，生产出来变成库存毫无价值。”

对于如何实现万台量产，彭志辉表示，破局核心在于供应链和生态能力的提升。智元与供应链伙伴联合研发新工艺，建立了具身智能标准化供应体系，同时通过中试工厂验证工艺、量产工厂保障稳定，构建了“半小时供应圈链”。

对于量产一万台之后的长远规划，彭志辉表示，下一个目标是推动人形机器人真正实现大规模的全面落地。核心在于让机器人跨越单一的工业场景，形成商业闭环，并最终向通用智能演进，“我们要让智元机器人未来像手机一样普及，让每一台机器人都成为人类最得力的物理伙伴。”

王闯透露，这些下线的机器人正逐步部署于真实的商业闭环中。目前智元已跑通8个主要的商用场景，科研用户、数据采集、文娱表演更多是开发态。在部署态上，远征与精灵系列已经进入了汽车制造与3C电子等工厂的上下料环节，以及门店的讲解接待等岗位。

图片来源：智元

面对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彭志辉提到，目前智元的核心壁垒是“一体三智”全栈战略。他表示，具身智能的落地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某一项单点技术无法打穿商业场景。

“智元将机器人的硬件本体与运动智能、交互智能、作业智能进行系统融合，并在AI底层大模型、垂直行业应用上也积累了大量Knowhow，这些都成为了我们的护城河。”彭志辉说。

对于行业未来发展，彭志辉判断，2026年机器人将加速进入规模化落地阶段，整个行业正经历从最早的科研态、开发态向部署态的迅速转变，节奏非常快。

此外，王闯预计，智元十万台的量产节点可能会在2027年年底到来。他提出，要达成这一数量级，不仅需要实现全自主的技术部署态，还需要推动全球化布局。

记者|岳楚鹏

编辑|程鹏 高涵 杜恒峰 校对|陈柯名

3月26日，谷歌研究院（Google Research）的一篇论文震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引发美国和韩国巨头超900亿美元市值蒸发。

谷歌论文宣称，名为TurboQuant的新算法能够在不损失准确率前提下，将AI大模型KV缓存的内存占用压缩至原来的1/6。

仅仅一天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博士后高健扬在社交平台发文，直指谷歌论文存在严重的学术问题。

高健扬指出，谷歌回避了TurboQuant算法与2024年他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读博期间发布的RaBitQ方法的相似性，并错误描述了RaBitQ的理论结果，还刻意营造不公的实验环境。

RaBitQ是一种向量量化算法，能够确保向量数据在高度压缩下仍保持搜索的可靠性。

高健扬还表示，谷歌TurboQuant团队“知错不改”。谷歌论文2025年4月正式发表前，自己就已通过邮件指出了上述问题，但谷歌方面在知情后仍未在最终版本中进行彻底修正。

3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采访了RaBitQ论文作者高健扬和龙程。

RaBitQ是高健扬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读博期间的主要工作，龙程则是他的博士生导师。

同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也向谷歌发送了采访邮件，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据悉，谷歌研究院即将在4月举行的2026年国际学习表征会议（ICLR 2026）上展示其TurboQuant论文。

“谷歌论文严重失实，沟通后仍未修改”

NBD：你们最初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谷歌TurboQuant论文存在问题的？

高健扬：早在2025年1月，TurboQuant论文的第二作者Majid Daliri就主动联系了我们，请求协助调试他自己基于 RaBitQ C++ 代码翻译的 Python 版本，并描述了详细的复现步骤和报错信息。这说明 TurboQuant 团队对 RaBitQ 的技术细节有充分的了解。

2025年4月TurboQuant论文发布后，我们注意到该论文中对RaBitQ的描述存在严重失实——将RaBitQ描述为grid-based PQ（基于网格的乘积量化），完全忽略了其核心的随机旋转步骤，同时在没有任何推导或证据的情况下将RaBitQ的理论保证定性为"次优"，实验对比也存在明显的不公平设计。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困惑和遗憾：TurboQuant与RaBitQ的相似性在技术上清晰可辨，而对方对RaBitQ的了解程度也远超一般读者，这种情况下出现如此系统性的失实描述，很难用疏忽来解释。

NBD：在公开发声之前，双方团队有哪些沟通？

高健扬：我们进行了多轮沟通，时间跨度超过一年。

2025年5月，我们通过邮件与 Majid Daliri就实验条件差异和理论结果最优性进行了详细的技术讨论，逐条澄清了TurboQuant团队的错误解读，Majid Daliri明确表示已将讨论结果告知全体共同作者。

然而，在我们要求修正论文中的事实性错误之后，他停止了回复。

2025年11月我们发现TurboQuant已提交 ICLR 2026（2026年国际学习表征会议），且错误内容原封未动，随即联系了 ICLR 2026 PC Chairs（大会主席），但未获回应。

2026年3月论文通过谷歌官方渠道大规模推广后，我们再次正式向全体作者发送邮件。

收到的回复是：第一作者Amir Zandieh承诺修正理论描述和实验条件，但明确拒绝修正方法论相似性的讨论，且声称只愿在ICLR 2026正式会议结束之后才做修改。这一回应令我们感到失望但并不意外。对方显然清楚问题所在，却选择了最小限度的让步。

“核心机制高度吻合却未说明 审稿人曾指出问题”

NBD：TurboQuant与RaBitQ最关键的相似之处是什么？

高健扬：两者最核心的相似之处，在于都采用了在量化前对向量施加随机旋转（Johnson-Lindenstrauss变换）这一关键设计，并利用旋转后坐标分布的统计性质来构建距离估计器。

值得注意的是，TurboQuant论文作者在ICLR OpenReview（学术圈常用的公开论文评审平台）的审稿回复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方法：“我们的实现方式是，先用向量的 L2 范数对其进行归一化，然后施加一次随机旋转，以确保这些向量在旋转后的各个分量服从 Beta 分布。”这与 RaBitQ 的核心机制高度吻合，但在论文正文中却从未正面说明这一联系。

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假设一位厨师率先公开发表了一道菜的完整食谱，之后另一位厨师发布了一道采用几乎相同核心步骤的菜，却在介绍中将前者描述为“做法不同、效果较差的另一道菜”，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只字不提。

读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然无法得出公正的判断。

NBD：按照学术规范，这类关系应如何处理？

龙程：学术规范要求，当一项新工作在方法论上与已有工作存在实质性联系时，应明确引用并正面讨论这种联系，包括说明新工作在哪些方面有所推进，哪些方面沿用了已有框架。

这一点在本案例中尤为重要，因为ICLR的一位审稿人也在审稿意见中独立指出“RaBitQ及其变体与TurboQuant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使用了随机投影”，并明确要求更充分的讨论和比较。

连审稿人都注意到了这一联系，论文作者却在最终版本中不仅没有补充讨论，反而将原本正文中对RaBitQ的不完整描述移入了附录。这种处理方式与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

“小型科研团队很难与谷歌抗衡”

NBD：为什么选择现在公开，而不是继续通过学术渠道内部解决？

龙程：我们并非跳过学术渠道，而是在学术渠道已基本走完的情况下选择公开。

我们先后联系了论文作者、ICLR PC Chairs（程序委员会主席），并已向ICLR General Chairs（大会主席）和Code and Ethics Chairs（代码与伦理主席） 提交附有完整证据包的正式投诉，同时也在 ICLR OpenReview平台发布了公开评论。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现实：我们是一个小型高校科研团队，对方是谷歌研究院。在资源、影响力和话语权上，双方本就不对等。

TurboQuant论文在社交媒体相关浏览量短时间内达到了数千万次，这是任何高校实验室都不可能具备的传播能力。

在这种不对等的格局下，如果我们继续沉默等待内部流程，错误的叙事只会加速固化为共识。公开发声，是弱势方在正式渠道响应迟缓时，为维护基本学术事实所能采取的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

NBD：如果相关问题未被修正，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龙程：第一，它会系统性地扭曲学术史的记录，让后来的研究者误判方法论演进的源头，进而在错误的基础上构建新工作。

第二，它会打击原创性研究的激励机制。如果一项经过严格理论推导、达到渐近最优误差界的方法，可以被重新包装后以数千万曝光量推向公众，而原作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这对学术生态的伤害是长期且深远的。

第三，对于向量量化这一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工业界高度关注的领域，不准确的方法归属会直接影响从业者和研究者对技术路线的判断，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

NBD：你们认为这属于学术分歧吗？

龙程：这已超出学术分歧的范畴。学术分歧通常发生在双方对技术内容存在真实的理解差异时。

但在本案例中，TurboQuant团队对RaBitQ技术细节的了解有充分记录；我们在 2025 年 5 月已通过邮件逐条澄清了理论保证的最优性，Majid Daliri明确表示已告知全体作者；实验条件的不对等也在邮件中得到了作者本人的承认。

在上述情况下，相关错误在论文经历投稿、审稿、接收、发表和大规模宣发的全过程中始终未被修正。我们不倾向于轻易做出定性，但我们认为，这一系列行为已经有充分的事实基础供学术共同体和相关机构独立判断。

“计划公开技术报告，继续寻求学术渠道解决”

NBD：对于像谷歌研究院这样大型研究机构，他们的责任在哪里？

龙程：大机构的背书本身会产生放大效应。一篇论文通过谷歌官方渠道推广，其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与普通学术论文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规模下，论文中的错误叙事一旦扩散，纠正所需的代价会成倍增加。我认为大机构有责任在论文对外大规模宣发之前，确保其中涉及他人工作的描述经过基本的事实核查，而不是将这一责任完全推给同行评审。

同时，当外部研究者提出有据可查的异议时，大机构也应当有正式的内部机制来处理，而非保持沉默。这既是对学术社区的责任，也是对自身公信力的保护。

NBD：你们接下来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吗？

龙程：接下来，我们计划在arXiv发布详细的技术报告，系统梳理RaBitQ与TurboQuant在方法论上的关系，并对三个问题逐一进行技术层面的阐述，供学术社区参考。

我们也在考虑通过进一步的渠道向相关机构如Google Research Escalation Council（谷歌研究申诉理事会）反映。我们的目标始终是让公共学术记录准确地反映各方法之间的真实关系，而不是制造对立。

｜每日经济新闻 nbdnews 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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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AI产业链方向低位震荡，内部表现有所分化，通信设备、IT服务等板块活跃，芯片设计板块跌幅居前。指数层面，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下跌0.4%，中证科创创业人工智能指数下跌0.5%，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指数下跌1.1%。

中国信通院指出，在AI技术加速迭代演进的背景下，我国智能算力需求正从规模化扩张向高效化提升转型，AI计算节点已成为支撑智能算力发展的核心算力单元。AI计算节点是构建大规模算力集群的技术架构，指将多张GPU集成在一个逻辑单元内，形成类似“超级计算节点”的系统。与传统架构相比，该节点通过高速互联技术整合多算力芯片形成计算单元，有效破解AI大模型训练中的算力协同与效率问题，实现效率的显著优化。

财联社3月30日电，财联社记者今日走访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获悉，自上周以来，DDR5内存条现货价格降幅明显。其中，上周每条价格约在3000元左右的32G DDR5内存条，本周报价每条降幅在500-1050元不等。“刚以2500元/条的价格处理了一批产品。”有商户表示目前部分DDR5产品正处于抛售中，甚至有商户表示抛售价1950元/条。对于后市预期，受访商家看法不一：有商户认为接下来或仍有下降行情，但也有商户认为因上游价格支撑此轮降价行情或难以持续。一位拥有内存条业务的上市公司人士表示，此轮抛售或与短期装机等市场需求不振、下游商家希望快速周转所致，但价格回调不影响包括内存条在内的整个存储行业的上行趋势。（财联社记者 王碧微）

IT之家 3 月 30 日消息，3 月是 FF EAI 机器人首个交付月。贾跃亭今日宣布，法拉第未来实现“开门红”，提前完成了包括人形机器人和仿生机器人在内的 22 台销售合同的签订，月底将超额完成首个交付月的 20 台出货目标。

贾跃亭表示，预计下周还会完成 Aegis 的 FCC 认证流程，这为首个交付季 200 台的出货目标开了个好头。

另外，FFAI 将于北京时间 4 月 1 日早 7:30（美国时间 3 月 31 日盘后 16:30）召开 2025 全年业绩电话会并公布 2025 四季度及全年财报，将重点介绍 EAI 战略升级的初步成效，及经营体系的重大改善。

IT之家注意到，法拉第未来于今年 2 月 5 日举办美国国家汽车经销商大会（NADA）。活动中，法拉第未来公布了旗下首批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

其中，Futurist 系列是全尺寸职业型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Master 系列是运动型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Aegis 系列是安防和陪伴型专业四足具身智能机器人，标配四足结构，同时可选四轮版本。轮臂系列计划二季度发布。

财联社3月30日电，由于发现故障，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再次中止了原定于今天（3月30日）上午进行的可重复使用火箭小型实验机RV-X首次飞行试验。 (CCTV国际时讯)

界面新闻记者 | 葛成

2025年8月26日，日本栃木工厂。最后一辆日产R35 GT-R缓缓驶下生产线。车身颜色是午夜紫，车型为Premium Edition T-Spec。

至此，这款被誉为“东瀛战神”的传奇跑车，在历经18年、累计生产约4.8万辆后，正式停产。

这款跑车的谢幕，恰逢日产在全球最大汽车市场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当“技术日产”的图腾成为历史，这家老牌日系车企正面临另一场更残酷的生存之战。

GT-R的历史可追溯至1969年，初代Skyline GT-R曾创下50场连胜纪录；2007年，在时任日产CEO卡洛斯·戈恩推动下，脱离Skyline车系的R35版本以纽北7分29秒03的成绩震惊车坛。

戈恩时代的复兴神话，与日产当下的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于部分汽车爱好者而言，GT-R不仅是一辆车，更是一种情怀。一位自动漫《头文字D》时期便开始关注日系性能车的车迷告诉界面新闻，“戈恩时代，GT-R复生，日产中兴。后来，日产陷入困境，GT-R停产。”

位于北京的一家东风日产门店。图片拍摄/葛成

而日产在中国市场的溃败的速度，远比GT-R的谢幕更为迅猛。

此前，日产在华销量已连续七年下滑。2018年，日产中国销量达到156.4万辆的巅峰；五年后的2023年，日产中国首次销量跌破百万辆，仅为79.4万辆；至2025年，日产在华销量已降至65.3万辆，较巅峰时期，市场份额已减少近六成。

受销量萎缩影响，2024财年（截至2025年3月），日产汽车净亏损670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15亿元，是日产汽车20多年来财务表现最差的一个财年。2025财年，日产预计净亏损6500亿日元，这将是该公司连续第二年出现巨额亏损。

销量下滑同时也对渠道体系形成连锁反应。北京一家东风日产门店销售人员告诉界面新闻，品牌在海淀、朝阳等多个区域的门店已陆续终止运营。

“大多数经销商并没有选择退网，而是房租与人员成本太高，利润下滑，收益与成本不成正比。”他进一步补充道，这几年购车客户越来越少，车价下滑明显，4S店利润进一步降低。有实力的经销商也不得不选择缩小店面，减少开支，以维持日常运营。

针对上述现象，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李颜伟分析称，过去三年，合资品牌为维持市场份额，被迫采取“以价换量”策略，严重牺牲渠道利润。在新能源浪潮下，传统燃油车的品牌溢价与产品力优势正在削弱。

事实上，中国市场的溃败已不仅是区域性问题，而是日产全球生存危机的缩影。2024年，日产全球销量仅为335万辆，较十年前下滑近四成。与本田合并谈判破裂后，这家曾缔造雷诺-日产-三菱联盟（Renault-Nissan-Mitsubishi Alliance）辉煌的老牌汽车公司，正面临严峻的现金流与债务双重压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市场的销量规模虽已被北美超越，但其新能源转型的速度将直接决定日产能否在全球电动化浪潮中保住席位。

东风日产门店内的部分展车。图片拍摄/葛成

早在GT-R停产前四个月（2025年4月），日产便在华启动了密集的产品攻势，天籁改款、纯电轿车N7、插混轿车N6相继上市，SUV车型NX8也定于2026年4月投放市场。门店销售人员对此反馈积极，“只有这几款车有希望，我们才能在东风日产继续工作下去。”

然而，产品焕新能否挽救颓势，还取决于日产决策机制能否跟上市场节奏。

2026年3月，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宣布管理层调整，原总经理高级顾问刘新宇将于4月1日起出任总经理。这是日产中国成立20余年来首位中国籍总经理，打破了历任均为日籍的惯例。

刘新宇拥有二十余年汽车行业管理经验，先后在上汽大众、MG欧洲公司任职，2023年5月至2025年12月担任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2026年1月起调任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顾问。

日产方面表示，他在东风日产任职期间，积极推动合资新能源转型，在营销体系改革、渠道优化及品牌焕新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刘新宇的任命并非孤例。2025年1月，原雷克萨斯中国执行副总经理李晖升任丰田中国总经理，成为该职位首位中国籍总经理；北京现代也迎来23年来首位中国籍总经理。跨国汽车公司掌门人在华集体“本土化”，已成趋势。

在当下的中国市场，本土化高管在战略执行、合资沟通等方面较外籍高管有着显著优势，但优势能否发挥，取决于总部愿意让渡多少权力。

丰田的做法或许值得借鉴。丰田已正式落地“中国首席工程师（RCE）”制度，核心是赋予中国团队从市场调研、产品定义到配置敲定的完整决策权，无需日本总部层层审批。广汽丰田铂智3X正是这一模式的产物，2025年10月交付量突破1万辆，成为丰田在华首款月销破万的纯电动车。

日产显然意识到了这一趋势。近年来，日产在中国推行“GLOCAL新模式”，试图融合全球技术根基与中国本土研发优势。东风日产计划投入超100亿元用于研发，并将本土研发团队规模从1800人扩增至4000人以上，核心目标是赋予中国团队产品定义、动力配置等关键决策权。

刘新宇的上任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产对中国市场的进一步重视，但他能获得多少总部支持是未知数。并且，这一职位的权责边界，也限制了他的实际操作空间。日产中国总经理主要负责战略规划、技术支持和品牌管理，并不直接参与东风日产的日常经营。

一位接近日产中国的人士向界面新闻透露，“刘新宇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在日产总部、东风汽车和东风日产之间找到平衡点。他可以推动很多事情，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更高层。”

另一方面，刘新宇接手的，是一个尚未完成转型切换的日产中国。盖世汽车方面向界面新闻分析称，电动化推进滞后正让日系品牌同时失去旧市场和新机会。它们既难以守住传统燃油车时代积累的优势，也未能在新能源赛道形成规模与盈利支撑。

销量结构印证了上述观点。2025年，日产在华销量最高的三款车型仍是轩逸、逍客、天籁，三者合计占东风日产总销量的81%以上，其中轩逸单车型年销量达32万辆。这意味着，日产仍高度依赖燃油车基本盘。

即将上市的东风日产NX8。图片拍摄/葛成

不过，刘新宇并非缺乏推动转型的经验。他在主导东风日产时期，曾推出N7和N6两款被视为在华转型的关键产品。其中，N7是首款纯电轿车，上市11个月累计销量近4万辆；N6是首款插混轿车，上市首月即夺得合资插混销量冠军。

一线销售人员告诉界面新闻，“N6的市场接受度更高，来看车的顾客络绎不绝，主要源于其价格优势与综合性价比。”当前消费环境下，多数购买合资品牌的消费者更认同混动技术，续航焦虑仍是阻碍纯电车型销售的重要因素。

日产计划至2027年在中国市场推出10款新能源车型，但留给其追赶的时间窗口正在收窄。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同比增长28.2%，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占有率达69.5%。在新能源赛道上，中国品牌已经建立起显著优势。

刘新宇的上任，表面是人事变动，实则是日产在华决策机制的试金石。他需要在日产总部与东风汽车的博弈间争取产品定义权，在经销商网络的收缩中维持服务能力，在中国品牌已占近七成的市场中抢占份额。

GT-R的停产为旧时代画上了句号，但日产在中国的故事是否就此终结，取决于这次放权之路能走多远。刘新宇即将开启的，不仅是一段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更是日产在中国市场的关键一役。成败与否，市场将给出答案。

摘要：

“现在大家痛苦是因为涨得太快，而且涨的幅度太高。”

凤凰网科技 出品

作者｜Dale

编辑｜董雨晴

近期，有市场消息称内存条迎来了价格“闪崩”，主流DDR5内存条跌幅从几百元到上千不等。

3月30日，凤凰网科技在多个网店平台咨询发现，价格下跌并不是普遍行情。有网店客服表示，“的确有下跌，但只是非常小幅度的下调”。闲鱼平台的行情显示，DDR5的7日成交均价为1000元，较上周跌幅80元，DDR4的7日成交均价为415元，较上周上涨了30元。

有分析认为，此轮价格小幅下降，是市场供需关系和囤货心态的共同作用，而不是真正的供需扭转。

然而，情绪起落背后，是人们对这轮存储芯片涨价潮究竟会持续多久的诘问。曾有人认为拐点会在今年下半年出现，但全球NAND闪存控制芯片龙头慧荣科技（Silicon Motion）总经理苟嘉章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其认为“2026年是缺货涨价很痛苦的一年，但绝对不是最糟糕的，明年2027年才是最糟糕。”

1995年，苟嘉章在美国硅谷创立了慧荣，其也是中国台湾地区第一家在美国挂牌的IC设计公司。作为连接存储晶圆厂与终端设备的“桥梁”，慧荣的主控芯片兼容三星、SK海力士、美光、长江存储等所有主流NAND原厂的闪存，客户覆盖全球大多数存储模组厂、PC OEM、手机大厂及数据中心。

作为身处其中的参与者，苟嘉章清晰地看到了这轮风暴的剧烈，“会有缺货的现象，不管是在DRAM，还是在NAND，但也从来没想到过缺货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在接受包括凤凰网科技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苟嘉章用一句话概括了不久前市场的荒诞。

在其看来，涨价如果缓慢、温和，大家都能接受，“但你每个月涨价，而且每一次涨50%，是大部分企业和消费者都没办法接受的。现在大家痛苦是因为涨得太快，而且涨的幅度太高。”

苹果也无法幸免

苟嘉章颇为感慨的向我们表示，从去年9月开始，存储芯片“每个月都在涨价”。这场涨价潮的烈度，已经远超普通消费者的想象。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DRAM和NAND Flash价格均创下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部分型号累计涨幅高达369%。

也就是说，当前市场的轻微下跌，连涨幅的零头都没跌下去。

当上游的水龙头被拧紧，下游的干渴更是立竿见影。存储芯片在手机BOM（物料清单）成本中的占比，已从过去的10%-15%猛增到20%以上，在中低端机型中这一比例甚至逼近30%至40%。

“内存涨价让小米手机和相关业务的压力很大。”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在MWC 2026上直言，内存芯片涨价将持续到2027年底，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他预警，一季度内存芯片的全球报价大约是去年同期的4倍，这一定会反映到终端售价上。

反应在市场上，一场多米诺骨牌般的调价已经发生。2月，三星Galaxy S26系列国行版首发涨价1000元；3月10日，OPPO官宣对A系列、K系列及一加部分机型调价；3月16日，vivo跟进；荣耀Magic V6虽然守住了起售价，但16GB+1TB的大内存版本价格硬生生拔高了1000元。

更悲壮的玩家选择了离场。2月27日，魅族科技发布战略转型公告，宣布暂停国内手机新产品自研硬件项目。在解释原因时，魅族将矛头直指“内存价格的持续暴涨”，这让新产品的正常商业化变成了“不可为”。

“如果苹果手机都不能拿足它所需要的量和利润，你觉得哪一家企业可以拿足呢？”苟嘉章对我们表示。在他看来，即便是能主导全球供应链的苹果，在这场资源争夺战中也未能幸免，“每一家企业碰到都是同样问题”。

一场由AI引发的资源海啸

要理解这场涨价为何如此凶猛且不可阻挡，必须将目光从手机行业挪向大洋彼岸的AI数据中心。

“大家都知道涨价就是因为缺货，但缺货的严重性远超过各位可以想象的空间。”苟嘉章也对凤凰网科技表示，根本原因在于“AI的快速发展，尤其在Infra（基础设施）方面”。

他描绘了一条清晰的传导链条：AI基础设施产生海量数据，这些内容都需要存储设备。从去年初HDD（机械硬盘）开始缺货，到后来DRAM及NAND大幅缺货，资源被北美几家大型CSP（云服务提供商）以厚实的财力几乎抢购一空。

“主要就是北美这几家大的云服务商，把资源抢光了。”在苟嘉章看来，他们用强烈的需求和对AI未来的巨额押注，将全球存储产能的流向彻底改变。

SK海力士在2月的电话会上坦言：“今年没有一家客户的需求能够完全得到满足。”其DRAM及NAND整体库存仅剩约4周，处于历史极低水平。由于HBM（高带宽内存）的利润是普通消费级内存芯片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巨头纷纷将70%以上的新增及可倾斜产能投入HBM领域。

今年黄仁勋63岁生日之际，其曾在英伟达总部附近的炸鸡店庆生，席间，他给现场邀请的30位SK海力士负责DRAM及HBM4研发与生产的核心工程师倒酒，言谈甚欢。据报道，黄仁勋与SK海力士的密切往来，主要为HBM4（高性能高带宽内存）的顺利稳定交付。

随着AI需求的爆炸式增长，GPU的数据处理量正随之激增。英伟达们正不遗余力的抢下三星、海力士的产能支持。

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诞的局面：AI服务器那边是算力狂欢，HBM供不应求；而手机这边，则面临着产能被严重排挤的“粮荒”。

“对于主控芯片来讲，涨价是一个具有挑战的事情。”苟嘉章告诉我们，不仅是晶圆本身，连封装材料也在被AI大厂“包圆”。“日本的大厂事实上供应了90%的BT板核心材料，这边都被美国大厂NVIDIA、AMD、Apple、Broadcom博通等等都包掉了很多。”用于先进制程主控的封装材料供应受限，进一步加剧了产业链的紧张。

“今年绝对不是最糟糕的”

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涨价潮，业界惯用的周期性波动分析框架已然失效。

当被问及拐点何时到来时，苟嘉章给出了一个判断。“2026年是在这个缺货涨价很痛苦的一年，但今年绝对不是最糟糕的，明年2027年才是最糟糕。”

他认为，有人预测今年下半年会出现拐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北美的普遍共识是，DRAM要到2028年才会有所缓解。届时，三星、海力士在韩国的巨型工厂，以及美光在美国的新工厂将陆续投产。

“可能大家要知道一点，我们在2021、2022年经历过大缺货，又带多库存的这种伤害，所以大部分的NAND厂商都非常小心看待它的资本支出。”苟嘉章解释了供给端为何如此迟钝。过去NAND跌价几近“白菜价”，让所有大厂都心有余悸。而AI的需求爆发，又是一个没有历史经验可循的新时代。

“这周期看起来比较长，因为它有好多层面。”苟嘉章分析道，巨额资本投入不能马上解决问题，加上供给端的谨慎，导致“受到痛苦的时间会比较长”。

这场危机，本质上是AI基础设施对传统消费电子的一场资源“挤出”。苟嘉章直言，涨价如果缓慢、温和，大家都能接受，“但你每个月涨价，而且每一次涨50%，是大部分企业和消费者都没办法接受的。现在大家痛苦是因为涨得太快，而且涨的幅度太高。”

牌桌之上的生存者游戏

涨价潮像一场极限压力测试，残酷地划分出了谁在裸泳，谁有备而来。

“对于北美的数据中心这些大厂，他们绝对可以接受涨价，他们现在完全是以供货为第一优先。”苟嘉章指出，资金雄厚的北美巨头们，正在用财报上的AI进展换取投资人的认可，即便这种巨额投资也伴随着压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互联网和手机厂商则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困境。“对中国来讲，这边所得到的供应是比较缺少，因为都被北美这几家大厂抢夺掉了。”苟嘉章透露，从去年9月起，中国的手机大厂和互联网公司就开始奔赴日本、韩国拜访供应商，请求支持，“都在继续地请求支持当中”。

面对无米之炊，厂商们开始各自谋求活路。

先是调整产品策略。苟嘉章观察到，对于低阶市场，厂商们普遍采用“Despec（降规）”的方法，将容量减半以控制成本。但这样做可能导致消费者不买账，“他可能宁可就缓一缓不买了”。而对于高阶市场，厂商只能选择涨价。“三星手机已经开始做了调整，苹果也会开始做调整，我想中国的所有安卓手机厂商都会跟随这一趋势。”

也有人在寻找新的“牌桌”——手机厂商集体跨界涌入机器人赛道，成为新的风潮——荣耀发布了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小米的机器人在汽车工厂打工，vivo则成立了机器人LAB。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等等党”的彻底失败。IDC预测，2026年中国手机市场旗舰机涨幅将突破30%。Counterpoint Research则预计，全球智能手机均价将同比上涨6.9%。

而对于像苟嘉章这样的产业链上游玩家，故事还在继续。他透露，慧荣科技今年在手机市场的市占率反而在增加，因为看到了大量新兴的AIoT应用——智慧手表、智慧型眼镜、可穿戴产品也在快速起量。同时，由于NAND原厂将内部资源转向HBM，产生了外购的需求，这让提前布局的慧荣承接了不少新的机会。

“要让自己成为AI整个生态链的一环，跟着它一起成长，成为重要的棋子，这样才能在市场转变过程中有价值。”在苟嘉章看来，“所有的情况它一定是有危机，也会有转机，各个企业要利用现有的市场和价值，找寻最好的助力来度过难关。”

这是AI时代的第一次资源大转移。终端厂商扛不住的，不仅仅是涨价的芯片，更是一个旧时代正在被AI算力碾压而过的沉重代价。

（题图由AI生成）